“沁芳”是曹雪芹布下的總關節
“沁芳”是曹雪芹布下的總關節
□ 長江日報記者李煦
今年高考作文題,取材于《紅樓夢》中“試才題對額”一回,大觀園落成后,寶玉等人穿過“曲徑通幽處”,見到園中第一處景致:一派好水,一橋一亭翼然水上,賈政欲取名為“瀉玉”,但寶玉認為“瀉”字不雅,提議名為“沁芳”。
沒想到,“沁芳”二字大有來頭,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看來,竟是《紅樓夢》全書的總體象征所在。
■ 他研究紅學多年的體會就是“沁芳”
《歲華晴影》是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的隨筆集,全書輯選了作者隨筆精品88篇,大致有讀書治學、自我觀照、講“紅”說“夢”、追憶故交、前塵往事、文化反思幾方面的內容。關于“沁芳”,周汝昌說過:
有人問我研究紅學多年的體會是什么,就是兩個字——“沁芳”。“沁芳”二字又有何重大意義,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嗎?這是因為:大觀園的一條命脈是沁芳溪,而所有軒館景色都是沿著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;是故沁芳亭、沁芳橋、沁芳閘,都采此名。此名何義?這就應該溫習王實甫大師在《西廂記》里給崔鶯鶯安排的第一個曲子“賞花時”,她唱的是:“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,門掩重關蕭寺中,花落水流紅。閑愁萬種,無語怨東風。”“芳”即“落花”,“沁”即“浸于水”,正是“花落水流紅”的“濃縮”和“重鑄”——它標出了全書的巨大悲劇主題即“千紅一窟(哭)”“萬艷同杯(悲)”!
《紅樓夢》里,眾人搬進大觀園后,作者正筆詳述的第一件事就發生在沁芳閘。
那天正當三月中浣,寶玉攜了一套《會真記》(即《西廂記》),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,從頭細看,只見一陣風過,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,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。寶玉便兜了那花瓣,來至池邊,抖在池內。那花瓣兒浮在水面,飄飄蕩蕩,竟流出沁芳閘去了。就在此時,寶玉遇見了正要葬花的黛玉,黛玉告訴他:“你看這里的水干凈,只一流出去,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,仍舊把花糟蹋了。”
周汝昌認為:這是一個巨大的象征——象征全書所寫女子的總命運,寶玉是群芳不幸結局的總見證人,因此他題“沁芳”二字必有緣故。而且根據曹雪芹原意,黛玉其實并非因病而死,而系投水自盡;《紅樓夢》中曾反復引用“落紅成陣”“花落水流紅”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等詩句;“沁芳”實為“浸芳”,它是沉浸(埋葬)群芳(女子)之水,大觀園中的女子在這里相聚,最終卻又像繽紛的落花一樣,隨流水遠逝。這就是“沁芳”二字的真正含義。
■ 曹雪芹遺物“天上難尋,人間罕遇”,警惕學術的名利心
周汝昌先生這本《歲華晴影》中,有一篇文章《雪芹遺物》,其意義已然超出“紅學”。
此文一開頭就是一句“驚人之語”:“做學問最忌的是什么?是名心同利心。名心利心這種東西,常常會化為另一種心——小人之心。”
接下來,周汝昌就以“曹雪芹遺物”為例,講述了這種小人之心。
如今,曹雪芹的遺物簡直是“天上難尋,人間罕遇”。有的紅學曹學家,對此夢寐以求,“然而世有黠者,窮極無聊,看出芹迷的心事,遂投所好,鉆了空子,炮制出一串假古董,愚弄癡人。于是好事情便被這種壞人攪得一塌糊涂,不明真相,輕易相信的,至今還在對這些騙人的東西津津樂道。”
這還只是“小人之心”的第一層次,然而還有第二層次。
有一位“紅友”,篤信騙局偽物,自信是“二百年來的最大發觀”,寫文章為之宣傳,還害怕旁人先知,奪去“發現專利”,直到發表之事統統安排定局,這才對周汝昌“宣布”。周汝昌看后,覺得疑點太多了,不信??尚Φ氖?,對方多次來問:“你的著作里為何不引用我這批珍貴的資料?”周汝昌只好婉言托辭,說:“那是老兄你的發現,我不當掠美。”對方說:“沒關系,你還是該引用。”
后來,對方也明白是周汝昌根本不信之故,于是就對人說些閑話,意謂:“周某人竟不相信!要是他發現的,那就不是假的了。”
這就不是可笑,而是可悲又可恨了。
周汝昌自己感喟:“我寫文至此,讀者閱文至此,似微聞耳際有嘆喟之聲。”
記者讀到此處倒是想起,魯迅發表《阿Q正傳》,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,卻常被人以為是在影射、攻擊某人。魯迅不由得嘆息:“直到這一篇收在《吶喊》里,也還有人問我: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?我只能悲憤,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。”
說來也是有趣,周汝昌先生在書中多處引述魯迅的意見;而周先生自己,也多次在書中表達了這樣的意思:我就是要較真,就是不“雍容大度”。這種態度,實在也有點像他的本家魯迅。
■ 在普林斯頓大學見“壯思堂”有感
《歲華晴影》中,還記述了周汝昌本人一些文字因緣。比如,1979年,周汝昌應邀赴美參加國際紅學研究會,認識了那時尚在加拿大工作、居住的詩詞學家葉嘉瑩。他與葉嘉瑩雖不是校友,青年時代卻有一位共同的老師——文史學者顧隨。更巧的是,上世紀三十年代,葉嘉瑩在北平就讀輔仁大學女生部,該部就設在恭王府;而根據周汝昌考證,恭王府就是大觀園原型。他將自己寫的《恭王府考》一書寄給葉嘉瑩,果然引起葉嘉瑩對往事的回憶,寫來五言律詩三首,“落落大方、情味彌永”,周汝昌讀后深受感動。
還有更加奇妙的文字因緣、文化因緣、歷史因緣。
1941年,珍珠港事件爆發,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學西語系讀書。日軍包圍、封鎖、解散燕大那一天,他正聽系主任謝迪克教授講莎翁的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,“非常精彩入神——而當此際,變生不測了!此事我永難忘記。”
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,周汝昌再度赴美交流,得知謝迪克教授仍健在,已86歲。當初他被日軍關在集中營里,還從事《老殘游記》的翻譯事業。謝迪克教授后來應邀重訪北京,他到北大燕園的第一講,就是重續四十年前被日軍打斷的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!
得知謝迪克教授是《老殘游記》的英譯者,周汝昌感到興奮:他非常喜歡和佩服《老殘游記》的作者劉鶚,劉鶚是第一個指出,“千紅一窟、萬艷同杯”就是“千紅一哭、萬艷同悲”的人,他對《紅樓夢》的理解極其深刻。
在美國,周汝昌講的是紅學,感懷的是民族的文化歷史。1987年,他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交流,講《紅樓夢》的結構。“進了講室,已經座無隙地。拾頭一看,見講臺上方高懸一匾,寫著‘壯思堂’三個大字。我心中著實有所感動——在美國的學府中,卻掛著中文漢字的匾額,反而倒不像中國人自己,專門效顰一些‘洋味’,以為不如此不‘高貴’,而不去想一想:我們中華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地受重視而顯輝煌。”
這間“壯思堂”,記者查閱了一些資料,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所在,本名Jones Hall,直譯或可譯為“約翰樓”。樓里有愛因斯坦辦公室,那位患有精神分裂癥、后來得了諾貝爾獎的數學天才納什常在此樓工作,反映他人生的電影《美麗心靈》在這里攝制。這座樓的202室是一個雅致的會議室,正中間掛著中國臺灣著名藝術史研究者莊申教授題寫的字“壯思堂”,把Jones Hall譯作“壯思堂”,真是很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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